【军事文摘】美国为何能引领全球军事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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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美军进行了七次大改革。从历史发展脉络上看，美军改革特别是作战指挥体制改革，前后历经数十年的时间才最终得以完成，是在众多因素制约下斗争、折中、妥协的产物，但是改革的总方向基本上没有动摇。从路径选择上看，美军并未指望通过一场“毕其功于一役”式的改革，实现全面性的历史突破，而是将逐步打破旧体制、促成阶段性突破作为改革筹划和组织实施的关键，从而保证了改革的稳定性、有效性和持续性效果。
越战阴影下大刀阔斧改革
上世纪70年代，美军笼罩在越战失败的阴影下，苏联军力已赶上甚至在某些领域超过美国，迫使美军不得不进行改革。在美军高级将领大力推动下，从20世纪70年代初到80年代末，美军进行了一场全面、系统、深刻的军事改革，涉及军事理论、体制编制、兵役制度、教育训练、武器装备发展等各个领域。经过大刀阔斧的改革，美军面貌焕然一新，打赢了1991年的海湾战争，以微小代价取得了二战以来最辉煌的胜利。
美军在赢得海湾战争胜利后，没有让胜利冲昏头脑，没有躺在海湾战争的功劳簿上，而是抓住难得的“战略机遇期”立即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军事革命”。这场变革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主动性、前瞻性强，高层变革意识强烈，较快统一思想认识，动力强劲。
当然，美国国内不乏对变革持怀疑态度的人。怀疑变革的人提出的一个最大问题是：美军已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了，为什么还要变革？美国高层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保持美国的竞争优势，“以实力求和平”，“维持和平最好的方法就是根据我们自己的条件来重新定义战争”。
进入21世纪后，特别是9·11事件后，美国一边“反恐”，一边大力推进军事转型。美国防部和各军种纷纷推出军事转型计划，要求美军抓住机会，尽快完成从工业时代军队向信息时代军队的转变。美国军事转型的实质，就是要利用信息时代军事技术提供的巨大潜力和机会，围绕联合作战和军队信息化建设，率先实现由机械化军队向信息化军队的转变。
当前，美国在认真总结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根据战略环境的新变化，加快国防改革，实施第三个“抵消战略”，准备打赢信息化条件下高、低端结合的“混合战争”。
2014年8月，美军战机从波斯湾“布什”号航空母舰甲板上起飞前往伊拉克执行任务。(美联社)
作战理论历经六次大转变
美国在军事理论方面是走过弯路的。20世纪50年代，美国过分强调核武器在战争中的作用，奉行“大规模报复战略”，主张用核武器代替常规部队。直至60年代初，美国才认识到，核武器并不能应对越南战争之类的有限战争，美陆军为适应核战争而进行的编制改革并不适应常规战争的需要。
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国防战略和军事战略提出，美国面临非常规、灾难性、破坏性和传统安全威胁，其军事战略目标是保护美国、防止冲突以及战胜敌人，军队建设重点是建设灵活、模块化、易于部署的联合部队，军队建设目标是将美军打造为拥有“全谱优势”的军队。这为美国军事转型明确了前进方向。
美国的军事改革实践表明，每次成功的改革都伴随军事理论特别是作战理论的繁荣发展。特别是近年来，美军改革注重发挥作战理论的牵引作用，通过作战理论明确未来作战需求，按照未来作战需求调整改革军队规模结构、体制编制、教育训练和武器装备发展。
美军认为，作战理论要根据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的发展不断更新；另一方面，更要以作战理论为依据，调整武器装备、体制编制、教育训练等。在一定程度上，美军的各项改革都是围绕军事理论特别是作战理论的变革进行的。
二战以来，美陆军作战理论经历了六次重大转变，成为牵引美军历次改革的动力。例如，上世纪80年代初，美陆军提出“空地一体”作战理论，并以该理论为指导，研制了大量先进的武器装备，调整了部队编制，加强了军事教育训练。
近年来，美军提出了“空海一体战”理论。根据美军领导人的宣示，“空海一体战”旨在着眼长远，通过加强海军、海军陆战队、空军等的合作，保持和改进美国的远征力量投送能力，以应对任何低端、高端或混合威胁。它代表了以信息技术为支撑，通过加强军种之间的整合和互通，提高结构力，创造“1+1>2”的效果，以此来带动美军战斗力整体跃升的一种新理念。
注重顶层设计按顺序推进
美军重视把先进的军事理论落到实处，特别是把国家安全战略和军事战略与规划、乃至预算紧密结合起来，从而增强统一性和计划性。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总是先制定《国家安全战略》，提出国家安全战略的远期设想；然后依据《国家安全战略》，制定《国家军事战略》，提出支撑国家安全战略目标的指导原则；依据《国家军事战略》，制定《战略规划指南》，提出国防政策、目标以及战略方针；依据《战略规划指南》，制定《联合规划文件》，阐述各个领域里的军事需求，以及各项计划的顺序；依据《联合规划文件》，制定《联合计划指南》，确定近期优先发展的能力，为计划阶段的工作提供指导。这5个文本，顺序而生，环环相扣，反映出顶层设计的思路和逻辑关系。
制定军队长远改革的指导性文件，上下衔接，滚动发展。美国的国防与军队长远发展规划有三个共同特点：其一是时间跨度长，一般都在10年以上，甚至20年至30年。其二是“滚动制定”，每隔几年就制定一次，把规划不断推向未来，如《四年防务审查报告》于1997、2001、2006、2010和2014年先后出台五份。其三是全军建设规划与军种建设规划相衔接，根据参联会的“联合构想”，各军种都制定了自己的“构想”；在国防部转型计划的指导下，各军种都制定了自己的“转型路线图”，从而自上而下形成了体系，使美国的国防与军队建设特别是军事转型和信息化建设得以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
远近结合，分阶段实施。所谓远近结合，就是注意平衡近期与远期需求：既要重视抓好军队正常建设，使部队保持相对稳定，训练有素，处于高度戒备状态，能随时应对近期发生的军事冲突；又要从长计议，针对远期可能出现的重大威胁，积极推行军事改革。美国陆军提出了“从当前部队到未来部队”的转型模式。所谓“当前部队”，就是今天可运用的陆军；所谓“未来部队”，就是陆军不断努力成为的部队，两者是互动的关系。一方面，陆军在发展未来部队的同时，有意识地把未来部队的某些能力注入当前部队中去，增强当前部队的作战能力；另一方面，利用当前部队的作战经验，大力促进未来部队的能力建设。
通过“战争预实践”检验成果
美国在采取较大的军事改革行动之前，一般先成立相应的机构对相关的问题进行反复研究、讨论和论证，充分吸收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使改革方案尽可能完备。美国1986年的《戈德华特-尼科尔斯国防部改组法》，从论证到实施，先后用了4年时间，军方及参众两院都参加了方案的论证与制定。
改革方案在实施前需要周密论证，同样在实施的过程中也需要定期或不定期的评估，以便准确了解改革的效果，根据具体情况和形势的发展不断调整完善。对某些重大改革措施，国会还通过立法规定，军队必须定期向其汇报执行情况。例如，自《戈德华特-尼科尔斯国防部改组法》通过以来，国防部每年都要向国会提交专题报告，汇报其落实情况。
美军通常会选取少量部队作为改革试点，让其采用新战法、新编制和新装备进行训练，待证明其战斗力确有大幅提升后，再逐渐推广。如在数字化部队建设方面，美陆军1994年组建了第一个数字化营，1996年组建了第一个数字化旅，2001年才组建完第一个数字化师，即第4机械化步兵师。随后，又将第3步兵师确定为组建模块化旅战斗队的试点单位，取得经验后全面展开。这些试点部队为后续部队的改建摸索了经验，铺平了道路。
美军注重运用建模与仿真、实兵检验、专家研讨和综合集成等方法进行作战实验，通过“战争预实践”试验和检验军事改革的内容，创新军事理论、探讨新战法、优化组织结构、开发武器装备。美军参联会和各军种从1992年开始先后建立了22个作战实验室。美国国防部还将“概念开发与试验”列为四大转型支柱之一。
大批改革者长期不懈推动
军事改革能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政治领导人的决心和意志。同时，也离不开改革家们的积极倡导与推动。越战后美陆军的改革之所以取得成功，一大批致力于改革的高级将领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陆军的每一项改革都与他们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在改革过程中，他们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和风险，始终没有动摇改革的决心。其中最著名的有曾先后担任陆军参谋长的艾布拉姆斯上将、韦安德上将、罗杰斯上将，以及先后担任陆军训练与条令司令部司令的杜普伊和斯塔利等。他们构成了改革的中坚力量，保证了改革的连续性。作为首任陆军训练与条令司令部司令的杜普伊将军是改革的核心人物，他的主要贡献是推动了陆军作战思想和训练方式的变革。
美国冷战后的新军事革命也得益于一大批改革者长期不懈的推动。海湾战争结束不久，美前国防部长佩里就于1994年下令成立了“军事革命研究高级指导委员会”，负责军事革命的理论研究与规划设计；参联会前主席沙利卡什维利主持制定了指导新军事革命的基本文件《2010年联合构想》；参联会前副主席欧文斯提出了新军事革命的指导理论之一“系统集成”；陆军前参谋长沙利文则是建设数字化部队和数字化战场的倡导者；国防部基本评估办公室主任马歇尔是美国新军事革命的“智囊人物”，被誉为“新军事革命之父”。9·11事件之后，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对美军的全面转型则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他采取了“不换脑筋就换人”的做法，将一大批“思想敏锐、具有创新精神”的改革者任命到了国防部和各军种的领导岗位上，使领导者对军事转型的推动作用远远超过了技术的推动。
但是，仅有改革家的努力还不足以使军事改革获得成功，没有国家最高领导人和社会民众的支持，改革家也将难有作为。越战结束后，美军威信降到最低点，美国民众中出现一股孤立主义思潮。美军在这种逆境中发动的改革起初并未受到广泛的关注与支持。直到70年代末美军营救驻伊朗大使馆被扣人员行动失败和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情况才发生变化。这两件事使美国人普遍意识到其国际地位的下降，以及军事力量的重要。于是，美军的建设与改革开始日益受到政府、国会和民众的重视。从卡特、里根到奥巴马，历届美国总统都对军队的改革给予了大力支持。
积极借鉴他国先进经验
军事问题作为一个专业化的领域，其发展有着自身的一般性规律。同时，各国军事、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也导致各国的军事发展存在着阶段性差异。因此，学习外国军事建设的经验，就成为任何一个文明国家军事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所有国家在面临军事建设和军事改革的问题时，都是首先从学习外国先进经验开始的。
二战后，美军领导指挥体制的改革就曾深入研究过前苏联军事领导指挥体制建设的经验。在此基础上，结合现代军事行动的特点，美军通过1947年、1958年和1986年三次国防部改组，最终建立起了用管相对分离的高层领导指挥体制。
20世纪60年代末，美军在向全志愿兵役制过渡时，也曾成立过专门的总统委员会，用于研究西欧、拉美等国家的军队补充制度，甚至曾对1918年1月至6月苏俄红军在国内战争初期实行全志愿兵役制的经验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总结。
当然，学习借鉴外军经验，不等于简单地对先进国家的军队进行模仿、对其做法进行照搬，而是将别国的经验综合起来，从中选择最好的、最符合本国条件的方法，以少走弯路，实现军队建设又好又快的发展，甚至是跨越式发展、后来居上。
（来源：新华网、参考消息网，作者：军事科学院外军部美大室主任、大校 林治远）
林治远 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美大军事研究室主任兼研究员，大校军衔，硕士生导师。曾任《外国军事学术》杂志总编，主持完成《美国军力报告》等，主持或参与完成课题50余项，译著10余部。获军事科学优秀成果奖25项，荣立三等功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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